增值业务准入将更清晰

　　增值业务准入将更清晰

　　电信法不仅对三网融合和普遍服务“老问题”进行了新的规定，对增值电信业务准入这一市场的“新问题”也进行了相关规范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基础电信业务继续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，而增值业务则采用市场登记制。但是增值服务提供商有了许可证在运营商的接入上还存在不少问题，一方面，增值业务提供商存在接入“偏见”，造成运营商接入门槛有高有低；另一方面，监管权并不清晰，导致业务内容良莠不齐。对此没有明确的规范，将不利于整个增值服务产业的发展。

　　在记者采访过程中，邹振东表示，新草案将对增值业务准入问题进行详细规范。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增值业务提供商印证了这一说法，他告诉记者，服务商更加希望《电信法》尽快出台，规范很多增值业务接入的“障碍”。他透露，新草案将对增值业务准入许可主体与权力进行相关规范。

　　此外，肖耀雄表示，法律不应当直接规定具体的问题，否则法律就失去了一般性和抽象性，只要具体事物变化，立法部门就要不断地修法了。法律只规定权利义务的分配和违反后的责任分配。

　　就这一点来说，可以预见，《电信法》对增值业务准入作出规定后，很短时间内，将会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条例，进一步具体规范电信行政许可政策。

　　框架基本未变

　　业内人士也强调，虽然新草案对某些领域有了更清晰的规范，但法律是有稳定性的，不应受短期具体业务发展的影响；同时法律是一般性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规则，与业务的发展没有直接联系。否则，电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，那么法律时刻都要修订和更改。因此，只有当技术发展改变了原有权利义务格局时，法律才需要重新调整，或者说，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问题，靠原来的法律无法公正地分配责任了，这才需要制定新的规则。

　　正是基于上述规律，邹振东告诉记者，新草案与前几次草案相比，基本框架未变，由于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高度，“看不到事实的变化，只是配合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做一些调整。”他说，中国大部门立法的思路是不做特别细的规定，这是惯例。而具体的问题，则需要在未来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时再进行规划，需要未来部门间进行协调。中国电信业作为国有投资的寡头垄断行业，行政的协调力量相对更重要，在立法的大原则下，法律执行的过程要比立法更重要。而立法本身相对笼统，也会给未来预留一些调整的空间。“事实上新草案相比其他大部门法更细致一些，”邹振东表示。

　　而某地方通信管理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，《电信法》的出台将能够明确电信企业的权利和义务，进一步明确电信管理机构职能，从这一点来说，一线监管人员非常希望《电信法》出台，以指导工作，如号码资源的共享规定等等问题。